他让断代超800年的汝瓷“天青釉”再现于世，填补了我国“汝瓷”的空白，并载入《1900年中国技术成果大全》，被陶瓷界誉为“青瓷第一人”。
他的汝瓷作品多次荣获工艺美术金奖，并作为国礼赠送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、以色列前总统魏茨曼、韩国前总统金泳三、澳门前总督何厚铧等，被联合国国际陶艺协会主席珍妮特、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永久珍藏。
，破解了中国陶瓷史上最大的“三大悬案”，并找到了唐代的风穴寺窑址。其中，北宋官窑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他通过发现的古瓷片，为深入探讨北宋时期的陶瓷制作工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，也为后世对古代陶瓷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他就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文立，一生致力于汝瓷研制工作的传承者。
“宋瓷汝首，稀世珍宝”，朱氏汝窑店的一幅字画，苍劲有力，诉说着千年的传承与沧桑。
“现存的北宋汝瓷仅67件，分别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、英国达维特基金会等几大博物馆，是举世公认的稀世珍宝。”中国陶瓷艺术大师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文立娓娓道来。
朱文立一生痴迷于汝瓷，毕生都在这一领域研制与探索，他曾使失传800多年的汝官窑“天青釉”重回人间，成为陶瓷界的“青瓷第一人”；也极力地推动着汝州市汝瓷产业的发展。
相关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，汝州市专业从事汝瓷生产与销售的企业484家，活跃着622座汝瓷窑炉，年产量1000多万件（套），带动从业人员5000余人，形成了从原料、创作、烧制到销售、文旅完整产业链条，产品远销日本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、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“我这一生只做汝瓷，也只研究汝瓷，在汝瓷研究上可说是‘一生爱一物，一物伴一生’。”朱文立表示。
为了恢复汝窑，1957年，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，提出“发展祖国文化遗产，恢复汝窑生产。”自此，一批心系汝瓷的开拓者与守艺人投身复烧事业。
1973年，国家轻工部拨款在临汝县成立汝瓷二厂（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）重点发展汝瓷。1975年，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朱文立便进入到汝瓷二厂工作，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，刻苦钻研汝瓷烧制技艺，并多次到山东、浙江等地学习深造，时间不长便崭露头角，先后试制成功了临汝窑豆绿釉、天蓝釉、月白釉等汝瓷。
1979年，朱文立研制成功的豆绿釉在汝瓷二厂大批投产，开创了有史以来临汝瓷大规模生产的新局面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因成果显著，朱文立当选为当时的县第六届人大代表，并提拔为汝瓷一厂副厂长，可谓名噪一时。
1980年，朱文立的论文《汝瓷豆绿釉》发表在《瓷器》杂志上，受到当时国家轻工部科学研究院教授李国桢的重视。
不过，一盆冷水也泼向了朱文立。李国桢及故宫博物院研究院院长、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先铭告诉朱文立，“你们厂里生产的不叫汝瓷，是临汝瓷，真正的汝瓷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天青釉瓷器，天青釉才是汝瓷。”
不久，当时的轻工部下达了成立“汝瓷天青釉研究”实验组的要求，以轻工研究所为龙头展开科研攻关，计划半年时间研制成功。作为汝瓷一厂技术副厂长，朱文立在实验组配合烧制。
计划的半年时间，实际上试烧两年都没有成功，科研经费却已花完，实验组就此解散，这让朱文立倍感失望。
没了科研经费，当时朱文立就想此放弃，冯先铭和李国桢等几位古籍瓷专家都鼓励他说：“你要继续坚持下去，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汝瓷的恢复。”
清华大学杨根教授还给朱文立寄来一本手抄本的《历代名窑资料汇编》，书中谈到柴窑烧成柴瓷时，记载了柴世宗的一道圣旨，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，釉色实为骤雨初霁之时的天空，拿给工匠，要工匠烧出这样的釉色。
书中还记载了一则传说，称当时两任瓷器官因没有烧成天青色都被砍了，第三任瓷器官烧了两窑没有烧成，如果再烧一窑烧不成也要被砍。这名瓷器官的女儿见他闷闷不乐，便问：“怎样才能烧成天青色？”瓷器官说：“用生人跳入即可，就是拿活人祭窑。”在烧到第三窑，他的女儿趁人不备跳入窑中，窑气崩裂，光怪陆离，片瓦千金，柴世宗封他女儿为孝女。
“我分析这个传说有没有科学的一面，如果人跳到窑中烧了后只剩骨头，其他都没有了，骨头的成分是钙和磷，是不是钙和磷起到了关键作用”？此后，朱文立尝试在配料中兑各种骨头，一两、二两、三两……可实际试烧无论兑多少都呈现不了天青色，均以失败告终。
“一烧就是绿的，不是天青色。”回首汝瓷的研制过程，朱文立表示，汝瓷最难，难在配方和选料，只能一次又一次不断地选材试烧。
“天青釉难，难于上青天。”朱文立仰望雨后天晴的天空，想到几位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专家、教授的殷切期望，朱文立下定决心必须咬牙坚持。
1987年4月，朱文立调配好第328个配方，满怀信心的他以为这次可以大功告成了。他装好窑，烧了两天三夜，可火罩挑开一看仍是绿的，他彻底泄气了，回家倒头睡了几天。
几天后，朱文立将窑炉打开准备再试，让他喜出望外的是，里面偏偏有4件“天青色”瓷品，虽然成品率不高，但这久违的“天青色”让朱文立如获至宝。
不久后，朱文立带着这些瓷器来到北京找到李国桢，他看到后非常高兴的感叹，“汝瓷重回人间啦！”
同样高兴的冯先铭提笔写道：“汝瓷釉色最难仿，比定窑、钧窑等难度大得多，明清两带景德镇虽仿过，但没有成功，你历经5年多的努力，终于使汝窑天青釉重回人间。”
此后，又经过一年的研制试烧，1988年7月，朱文立研制的汝瓷天青釉通过了国家轻工部和河南省科委鉴定，这让断代800年的汝瓷再现于世。
对于天青釉的成功，朱文立说：“首先，得益于李国桢、冯先铭等陶瓷专家的帮助，能有幸亲手逐一把摸故宫的汝瓷珍品，并认真研究；面对挫折时他们也不断鼓励；其次，得益于陶瓷考古的进行，能够有更多实物得以研究，汝瓷的恢复和发展也离不开考古的支持。”
此后，朱文立烧制的汝瓷多次获得工艺美术金奖，作品也多次作为国礼赠送日本、以色列、韩国等国家领导人，如2008年9月16日，朱文立一件汝瓷作品被联合国国际陶艺协会主席珍妮特永久收藏；2009年2月16日，朱文立作品《三牺尊》赠送原澳门总督何厚铧；2010年5月1日，朱文立的13件汝瓷作品亮相上海世博会中国馆，被永久收藏。
致力于汝瓷釉色的恢复与研究之余，朱文立还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古窑口的发现与探索上。
“发现古窑遗址就能找到当时用的原料，才能有实物对照，这对汝瓷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。”朱文立称。
为寻找千年窑址，破解汝官瓷的奥秘，1989年开始，不论谁家盖房子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朱文立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从挖地基的地层中去寻找古汝窑遗址。
1992年，汝州市文化局在文庙附近盖家属楼，当开挖地基推至距离地面3米多深的地方时，两堆醒目的灰青色和灰白色堆积物出现在面前，挖出了大量的青灰、陶缸和少量瓷片。青灰是汝瓷配釉的重要原料，朱文立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与汝官窑有关。
此后6年，朱文立追踪线索，在文庙附近十字街修路掘机中也发现了成色非常好的瓷片，再后来在十字街旁的居民在盖房的时候挖出了大量粉碎好的釉料、瓷石一类的制瓷原料。
1998年，朱文立在古汝州城内找到文庙汝官窑遗址，这里出土的天青釉瓷片做工、胎料、釉色与北京故宫藏的北宋汝窑弦纹樽高度一致，仿佛出自同一工匠之手，部分学者认为，这才是汝窑鼎盛时期的“真正官窑”。
至此，关于汝官窑的千年难题在文庙汝官窑遗址中得以解惑，这距离朱文立成功烧制天青釉汝官窑过去了12年，这一发现也揭开了汝州文庙汝官窑遗址发掘的序幕。
2000年4月，有街坊邻居告诉朱文立，汝州城内张公巷街一户居民盖房挖地基时发现有瓷片，朱文立听后立即前往，现场发现大量做工精致、釉色独特、支钉痕如小米粒大小的瓷片，还伴随多块匣钵残片出土。而后，挖出了很多瓷片、完整匣钵、玛瑙粒、数十片典型的窑具。
这引起了朱文立的注意，在一个州府城内，能如此没有顾忌烧瓷的，只有官窑。朱文立推断，这极有可能是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窑场，于是立即向河南省文物局汇报，河南省文物局很重视，很快派人来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保护，确认并命名为“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”，朱文立是这一遗址的命名者。
2004年初，河南省考古所对张公巷进行第三次挖掘，当挖至宋代地层时，出土了大量的匣钵片和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，胎片厚薄之均匀、制作之精细，在陶瓷史上少有，可见烧瓷技艺达到了当时陶瓷的颠峰。
此后，朱文立还在2012年发现将台柴窑遗址，2013年发现唐代“风穴寺”窑址，2018年发现宋代汝州新窑器遗址，一举破解了中国陶瓷史上“汝窑、北宋官窑、柴窑”三大“悬案”，为研制北宋陶瓷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。
在朱氏汝窑店内，朱文立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宋代汝瓷瓷片，朱文立表示，“每一片瓷片都是历史的密码，读懂他们，才能真正传承汝瓷的‘精气神’。”
文庙窑址发现后，朱文立用10年时间配了200多个配方，在2010年使汝瓷釉色烧制达到了文庙时期水平。
2005年，朱文立在多次试烧后，成功复烧张公巷北宋官窑，填补了我国又一项陶瓷史空白，他复烧的作品质感接近玉石，釉面更细腻，被专家评价“在某些方面超越宋代原作”。
“现在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找料、研究配方，搞科研。” 言谈中，朱文立对汝瓷的研究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，他誓将汝瓷传向未来。
中国房地产报：从1979年的临汝瓷到1987年成功研制出汝官窑瓷，近10年研究中经历过多次失败，是什么使您一直在坚持？
朱文立：烧制汝瓷确实很难，很多次都想放弃，甚至认为天青釉不是汝州产的，每当气馁、泄气甚至想放弃的时候，几位古籍专家就鼓励我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要放弃。那时，他们已是耄耋之年，依然心寄汝瓷，我有什么不能坚持的？经过上千次的烧制后终于成功了，他们看到后非常高兴，我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。
中国房地产报：在您近50年研制生涯中，您主要希望通过汝瓷作品向社会表达什么？具体到汝瓷本身，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？有遗憾的是哪一个，为什么？
朱文立：我这一生只做汝瓷，也只研究汝瓷，在汝瓷研究上可以说是“一生爱一物，一物伴一生”。我对作品要求比较严，出窑不满意的全部都打碎，所以也没有什么遗憾。
中国房地产报：您曾讲“汝窑最难，是我们国家最辉煌的文化遗产，要传承好”。为什么说汝窑是最难的？您又是如何看待“传承”的？
朱文立：汝窑的配方最难，最难的是找料。以前我骑自行车上山，开始的时候一个人找，骑坏了3辆自行车；后来带着女儿一起上山找料。汝州老百姓对于我找料、研究汝瓷都非常支持。
在传承方面，目前，我的女儿朱宇华是最得力的“接班人”，她自幼在窑边长大，从小就跟着我一起上山找料，学习拉胚、上釉、配料、调配、烧窑等，7岁便有了自己的第一件汝瓷作品，后赴景德镇陶瓷大学系统学习，又师从中央美院修习古典美学，现在是中国古陶瓷学会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了。我也培养了几个徒弟，能不能吃苦、人品是否过关是最重要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