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入调查使我大为开窍。许多看似复杂的理论问题，实际上只要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，到实践中去走一走，其实是不难找到正确的答案的。
正是从调查中，我们总结出“傻子瓜子”的五大好处，这就是一是作为国营经济的补充，活跃了市场；二是促进了国营商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；三是增加了国家收入（税金和工商行政管理税）；四是创出了名牌产品；五是解决了一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增加了社会财富。老百姓再也不用凭购货本或票证买瓜子、花生了。
我意识到，“傻子瓜子”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，它冲击了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独霸市场的局面，提出了个体经济能否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现实问题。在如此严峻的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问题面前，人们感到迷惘、困惑，是不足为怪的。
不过，我也意识到，芜湖出现的局面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为了避免授人以柄，我的报道必须讲究策略，要选准新闻的切入点，这也是讲究新闻报道的艺术。
采访过程中，我获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：芜湖市果品公司是当地独家经营瓜子加工的国营企业，生产的瓜子以“迎春瓜子”为商标。在“傻子瓜子”问世之前，由于独霸市场，“迎春瓜子”也是“皇帝女儿不愁嫁”，不仅质量差，而且价格贵。自从“傻子瓜子”打入市场，“皇帝女儿”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。在这种形势面前，芜湖市果品公司对国营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在产、供、销各个环节引入竞争机制，提高质量，降低成本，降低价格，以质优价廉的产品打入市场，从而使国营的“迎春瓜子”赢得消费者的青睐。
这是改革的新气象，我为此走访了芜湖市果品公司的领导，参观了他们的车间和销售点，对“迎春瓜子”背后发生的变化作了详细了解。并且把“傻子瓜子”的报道定位在与国营企业的公平竞争上，以个体经济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来展开对“傻子瓜子”这一经济现象的分析与肯定。
这样，新闻的切入点就不是单纯地报道“傻子瓜子”，也避免了突出个体经济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它既是从实际出发，按照新闻事件的真相予以报道，同时也考虑到中国国情而注意到策略的把握。
附带说一句，当我的采访转到芜湖市果品公司之后，芜湖市的气氛随之也发生了变化。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年广久的采访，而是从更高的层次总结在新形势下国营企业的改革，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关系，都认为这样的报道符合实际。于是，我的采访受到欢迎，也受到芜湖市领导的重视，人们开始笑脸相迎。这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
1983年新年伊始的1月4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在二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介绍“傻子瓜子”的经营者年广久以及因“傻子瓜子”而引发的一场尖锐的思想观念的撞击。
这便是涉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篇重头报道《“傻子”和他的瓜子》。由《芜湖报》记者程明熙和我共同署名。
果然，这篇通讯尽管放在二版刊登，却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。一时间，“傻子瓜子”其人其事广为传播，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大的反响，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
不仅如此，《“傻子”和他的瓜子》这篇报道，也像一块石头，激起的波浪，在最高领导层中引起极大关注，以至多次对此发表讲话，以平息由此引发的意见分歧。由此可见，“傻子瓜子”的报道，看似很小的题材，但是小小的瓜子却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敏感、最尖锐的问题，这就是人们常常争论不休的姓“资”姓“社”的两条道路之争。
作为一名记者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。但我后来知道，这篇报道引起的风波久久不能平息，赞成者有之，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。至于“傻子瓜子”的当事人年广久更是历经坎坷，一言难尽，个中的是非曲直，不是我所能评说的，但我也能想象其中的奥妙。
与我个人有关的，则是这篇报道曾经被推举为当年的全国好新闻一等奖，但后来总编辑杜导正告诉我，由于当时有关部门领导执意反对，最后还是撤下来了，老杜劝我“不必介意”，我嘿嘿一笑，因为我相信，历史自有公论。
我毕竟是小人物，不知道最高领导层对《“傻子”和他的瓜子》这篇报道争论的内情。直到《文选》出版，我才从小平几次重要讲话中得知，年广久这个小人物和他的“傻子瓜子”当年涉及到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，这倒是使我感到无比欣慰。
1984年10月22日，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，在谈到改革开放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时，小平说：“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，无论怎么样开放，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。同外国人合资经营，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。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，大半是我们拿过来。不要怕，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、是人民，不会是资本主义。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。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，相当震动呀，大家担心得不得了，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。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？”说到此，小平点到了“傻子瓜子”，他说：“如果你一动，群众就说政策变了，人心就不安了。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，会牵动人心不安，没有益处。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，怕什么？伤害了社会主义吗？”（《文选》第三卷91页）
这说明，“傻子瓜子”的问题已经引起层的高度关注，并且存在不同的看法。有人主张“解决傻子瓜子”，当然我无法揣测“解决”是什么含意。但小平是非常明确地指出，他不同意“解决傻子瓜子”问题，允许它“经营一段”，而且从小平的语气中可以获悉，他认为“傻子瓜子”的出现不会伤害社会主义，也不用怕大概是不用怕会出现资本主义吧。这是我的理解。
小平还特别指出，如果“解决傻子瓜子”，其负面影响则是“会牵动人心不安”，“群众就说政策变了”，这当然是指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而言。
1984年讲线日在武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，小平再次提到“傻子瓜子”问题，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了。
他说：“这次十一届八中全会开得好，肯定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不变。一变就人心不安，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。”
讲到此，小平又一次提起“傻子瓜子”。他说：“农村改革初期，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，当时许多人不舒服，说他赚了一百万，主张动他，我说不能动，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，得不偿失。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，影响改革的全局。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，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。”
这次谈话，小平把对待“傻子瓜子”的政策和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并列，视之为“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”，明确提出“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”。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：“当然，随着实践的发展，该完善的完善，该修补的修补，但总的要坚定不移。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，就是不要变，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。有了这一条，中国就大有希望。”（《文选》第三卷371页）
一言九鼎，中国的“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”便是从个体经营的合法性为切入点，在经济体制上掀起了前所未见的改革，这是耐人寻味的。我有幸见证了这场尖锐激烈的斗争，并为之贡献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绵薄之力，也是一生难得的机遇。
我最后一次见到年广久，大约是1984年秋天，他来北京申诉他的遭遇，据他所谈，的确有人正在“解决”他。我在报社接待室和他谈了近两个小时，当时我隐隐约约感到，斗争仍在继续，而且还需要一些时间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