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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毅进驻的第一周，军管会先处理电厂、码头和粮食仓库，公安系统得排在后面。原因简单：老百姓要先有电、有米、手里能拿到工钱。就在这种“先维生、后维稳”的节奏下，留下来的1.65万名警察短暂松了口气，却也更惶恐——谁知道下一步怎么走？
6月1日，陈毅在军管会晨会上交代：“甄别必须分批，别一棍子打死。”身旁的李士英听完仍担忧，他低声问：“市长，那到底得枪毙多少？”这是传出的唯一一句几乎原汁原味的现场对话，情绪却非常真实——部下怕放过坏人，上级怕误杀好人。
有意思的是，陈毅并没有马上给数字，而是让情报部门连夜核对名册。结果摆在桌上：顽固分子约四百，严重危害者五十余名，余者多为随波逐流。第二天会上一锤定音——五十人依法处决，四百人劝退回乡，其余留下改造、继续用。
这份“极限刹车”的名单，让很多部队干部意外。要知道，天津、北平的甄别标准明显更宽，可上海却是金融中心、谍报密布，照理说应更严。陈毅给出的解释只有一句：“在大城市里，稳定比报复更昂贵。”
讲完这话，他亲自跑到天蟾舞台，对仍坐在台下的旧政权工作人员开诚布公——这里没有喊口号，也没有高声训斥，只有连用七个“朋友”来称呼听众的上海话。台下出现一阵短暂的窃窃私语，又很快归于沉默。许多人后来回想，那一天不决定人生方向的人，日后都后悔。
随后不到一个月，培训班在原上海法学院教室里开课。桌椅还是旧的，老师换成了政治教员，教材则从《警察条例》改成《共同纲领》。有人打瞌睡，有人记笔记，也有人偷偷打量门口岗哨的动向。几周观察下来，李士英又上报名单：再筛出几十名暗中联络特务的骨干。陈毅批准拘捕，却仍不急于重判，而是交由法院走正规程序——他最怕的，是群众印象里出现 “土法上马”的影子。
不到三个月，85%的旧警力被留用，人数超过1.4万。外界以为陈毅押上了风险，其实背后是毛主席的电报撑腰：“能用则用，能转则转，尽量少作处决”。而毛主席之所以放心，缘于上海的粮食、外汇、海关要在最短时间运转；这些业务，没有一张原来的工作卡片，就查不到仓库钥匙放哪儿。
从数字上看，1.4万不是小队伍，可在630万常住人口的上海，只占警民比的千分之二。为了防止“老面孔”滋生特权，新警察比例逐年拉高，至1951年底，新旧比例已接近一比一。对那些改造合格的老警员，陈毅开玩笑说：“到你们退休，档案上写的第一行还是‘1949年后参加人民公安’。”听到这句，许多人才真正放下了心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五十余名被判死刑的顽固分子在提篮桥执行。行刑那天，军管会没有搞公开示众、也无游街示众，只发布了一则简短通告——既警示，又不刺激公众情绪。对死者亲属，政府照给路费遣返。后来的档案里清楚记录了这笔支出，足见做事留有分寸。
此后几年，上海的社会治安数据显示：重大刑事案件下降近六成，谍报活动被侦破两百余起。留用警员在破案数据上贡献不小，反倒让某些“宁可错杀三千”的论调变得底气不足。一次总结会上，李士英报出数字，陈毅只淡淡一句：“愿赌服输，数字最会说线年，部分当年被劝返的警员递交返城申请，理由是家乡无事、思想改变。申请经常被批准，但条件只有一条：重新培训。有人感叹“旧社会的铁饭碗碎成了陶瓷碗”，却没人再怀疑公安系统的规矩——这是那年上海最微妙的心理转变。
多年后，赵祖康在美国接受华侨记者采访，说及1949年那场“温和风暴”：“陈毅若当时多杀几百人，我们哪敢想今天还能说上海话？”从一个战败政权高官口中蹦出这句话，意义不必多解释。
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——“要杀多少？”最终答案留下的空白，比写满数字更有分量。它让上海在动荡岁月里保住了工商业命脉，也让后来者见识到执政者的自信：敢放人，也敢管人。不少史家评价陈毅那一次决策为“宽严并济”，可更精确的说法也许是——懂得克制，才是真正的强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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